2 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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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8-11 12:52:31 广告
类似的问题，也是法国和西方学者曾考虑过的。
这样的提问法，本身可能有一种以英国政治发展模式为参照的前提。
在19世纪，即使是法国的历史学家们，也有思考这个问题的。
不过，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大革命之前的政治语汇中，法国人从来不认为他们没有宪法。宪法这个概念，最初于英国和法国大概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一大堆有关根本政治制度（如王位继承）和基本权利关系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即使是绝对君主制的代表Bossuet主教，同样认为国王应该受神法和自然法的约束。18世纪的政治论战中，三级会议、高等法院对王国法律的批准和审查，被很多人认为是法国宪法的基本要素。
因此这里谈的君主立宪，是一部新宪法之下的、明确有效地规制君主权力的制度。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有稳定的立宪制度，必须有稳定的宪法。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以人为拟定一种声称要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宪法制度为开端的。在18-19世纪之交的西方世界，发生过许多革命，制订过好多部宪法，但是，这些宪法中唯一堪称持久成功的，数得上的大概只有美国宪法。
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是我见识过的最有洞察力的学者。他长于思辨，不太好懂。大意是说，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宪法，根本上说是以自然权利和契约论为基础的；对于美国，最初新英格兰的移民，正是与过去、与旧大陆割断了联系、以自由约定的方式组建社会和政府的。美国没有旧制度，没有困扰欧洲的“历史权利”，它是一块可以任契约论思想自由绽放的白板。美国宪法的制订，与美洲移民最初的社会和政治经验是一致的。
法国人的新宪政，也企图在白板上缔结契约。但孚雷说，法国人的做法，来自纯粹的理念，他们没有美国人的实际经验：虽然这两场革命都有意志崇拜的共同点、都有普世主义的雄心，虽然它们都致力于以缔约者的自由认可为基点创建一个社会，但从一开始的法国革命蓝图就包含了一个可怕的紧张局势：这是形成历史比喻的蓝图本身必须在抽象之间有紧张关系。
再有，法国大革命有一个根本不同于英美革命的地方：排斥或不信任宗教，受启蒙进步主义的乐观思想感染的革命者没有基督教（尤其是加尔文宗）关于人性的悲观看法。而了解《论法的精神》的人都知道，权力制衡的一个伦理学根基在于对人性的悲观意识——再加上此前的绝对主义传统中缺乏权力平衡的实际操作，因而革命者很难意识到分权制衡的重要性。因此，旧的绝对权威被打倒后，从心理上和制度上容易滋生新的绝对权威，而是对立宪君主制的否定。
孚雷有个著名的看法：旧制度无始有终，大革命有始无终。他写的“革命的法国”，下限一直到1880年：大革命是一种原则、一种政治、一种滋生出各种无规则的冲突的主权观念……历史之中没有任何坐标，当下毫无稳定的制度，有的只是无限可能但又不断被超越的未来。
一旦宣布“人民主权”，宣布平等和民主原则，任何抵制此类诉求的尝试都可能被视为“旧制度”而被污名化。英国人可以在权利法案中看到昔日大宪章的影子，美国人可以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看到上帝的影子和最初清教徒在北美荒原上的社区，但法国的革命者看到的只有自己面向未来的意志，他们可以凭自己的意志斥责、推翻任何现存体制。因此，割断历史传统、 摈斥信仰、缺乏实践依据的学理成了革命不断激进化的动力。所以孚雷说，对于法国的政治家来说，根本的挑战是如何让革命停下来。
只有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孚雷的看法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英国革命可以从1640年算到1689年；同样地，法国的革命可以从1789年算到1830年（或更远），那一年的七月革命被法国的自由派史学家（如基佐）称为“光荣的三天”，它似乎可以看成光荣革命的翻版：温和的立宪君主制。不久里昂的工人起义表明这个体制内在的不稳定，1848年的革命则彻底粉碎了基佐等人的乐观看法：1848年一年之内上演了1789-1799年十年的动荡：从共和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武装暴动，最后是新独裁的确立。在激进的革命诉求面前，任何稳定的政府都成为不可能。有必要提及1848年革命的亲历者托克维尔的思考。他说，6月的暴动根源于错误的观念，即认为社会是不公正的，应该彻底改变财产关系来消除社会不公。不难看出，这是社会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出现于大革命期间的愤激派和1793年巴黎公社等派别的身上。最初人们推翻旧君主制，接着推翻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最后闹到不可收拾，两个拿破仑出现了。
注：以上说的主要是思想方面的原因，当然不会全面，各种解释都有可能。详尽的历史细节分析更属必要。在此略过了。在19世纪中叶，历史学家Edgar Quinet曾说，让路易十六这样一个习惯于绝对主义统治的君主，接受某种类似于英国国王的虚君地位，从情理上说不可能；他提到，有个机会可能被错过了：米拉波曾提议，新宪法应意味着一位新君主。有人建议废黜路易十六，让奥尔良家族的亲王出任国王，这个家族素享自由主义的名望。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只是一个假设，聊以娱乐。不过后来七月王朝似乎印证了这个提议还是有价值的。
P.S. 从思想谱系上说，孚雷和托克维尔偏右。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评，本人有所保留。本问答由陈明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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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8-11 12:34:50 广告
实际上法国大革命早期就是君主立宪派掌权的。但是君主立宪派为毛没取得成功呢，无非以下几个原因。
一，路易十六的命运基本上是注定的，题主这个大前提的假设实际上没有区别。路易十六态度暧昧，他表面支持君主立宪实际上无非是维稳和安抚民心，实际上他个人是不想交权而做虚君的。他的态度基本上就代表了大贵族的态度，他本人不想将大贵族利益让位于宪法，大贵族集团也不想，故而路易十六妄图复位基本上是注定的，故而路易十六无非两种选择：
1，表面应承立宪派，找机会出逃首都，赢取南方保皇党和国外贵族的支持，重新兴兵复位。
这个显然已经悲剧了。
2，表面应承立宪派，代表保守势力和立宪派完全妥协，尊宪法，从而推动大贵族阶级进入议会，通过一会博弈，尽量保留大贵族的地位，尤其是在土地政策和税法上的地位，以及保留部分王室执政的权力。但是问题在于，
一则，大革命时代不是保守势力和立宪派之争，另一个参与方是群情激奋的民众，民众管你什么狗屁主义，狗屁宪法，民众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利益，尤其是土地上的利益。显然这两边开关门会议就想玩“大代表术”是不可能的。
二则，法国没有那么多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资产阶级和老贵族之间没有一股第三方平衡势力，无论怎么搞都是二元对立结构。这种结构很多利益是底线问题和原则问题，妥协只是双方权宜之计，长期的共同执政根本不可能。
二，就算路易十六和大贵族们集体吃错了药，变卖家产，集体养老去了，完全不问世事。那么君主立宪派能够玩下去么？
还是不能，
1，刚才说了，立宪派错误估计了这次革命的阶级组成，民众推立宪派代表，不是信仰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狗屁东西，明说了，就是要让法国洗牌，民众要从贵族手中抢利益，而且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要集体瓜分大贵族的田产和财产。而立宪派想的是单纯和大贵族妥协----尽可能保证大贵族的财产，从而争取大贵族集体让权，并承担国家财政义务。。这实际上和大部分民众的预期是不符合的。
2，斐杨派群众工作和政统工作完全拙计。三级议会以来，斐杨派的巴那夫，拉梅特就实际掌握了国家权力机关，右派的形势大好，但是从《八月法令》开始，到《人权宣言》再到《1791宪法》，右派革命纲领一直摇摆不定，对全民所关注的土地政策左右摇摆更谈不上好好执行，让公众情绪和左翼盟友的态度越来越处于消极状态。
3，而正是由于斐杨派立场温和到毫无立场，其在王党，左翼，群众之间的协调工作一直不见成效。外部战事逼近，内政生产停滞，革命形势消极，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制宪议会上无法团结王党，左翼，下也无法发动群众，对外连基本的战争准备都做不出，对内连基本的法令执行也做不到。故而斐杨派基本上越来越被孤立化。在现实中，加之王党为了夺权不惜叛国送情报，转移财产。斐杨派的妥协计划基本上就随着民众对王室下手，而成了冷笑话。即使没有王党存在，吉伦特派仍然会对斐杨派下手。
所以在大革命年代，君主立宪派铁定玩不下去。
那么在复辟时代呢。
路易十八年代，根本没有真正的君主立宪派存在，路易十八明说了，表面无奈接受自由主义宪法，但是和查理十世一起组建国会保王党，并且对自由主义为纲的前大革命是持否定态度，多次削减前大革命时代的政策，慢慢疏离了军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也不会有神马君主立宪的可能了。
七月王朝时代呢。
七月王朝准确的说算是某种程度的君主立宪。
但从1831年贵族院改制和立法权改制而来。路易·菲力浦更接近于议会国王二元制的整体，选举法虽然扩大了下院的选民范围。但总的来说法国国政依然是七月革命时期推国王上台的大贵族，大资产阶级把持，尤其是金融大鳄，也就是畸形的“单一阶级的君主立宪”或者叫“王室下的寡头内阁制”。。。在这种执政基础下，七月王朝自然是不可能推行更为广泛的君主立宪了。本问答由陈明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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