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环境下研究科学会被烧死，儒家环境下只是被鄙视，为什么现代科技反而出现在欧洲？

更新一下，本人不是专业干这个的，答案肯定有不准确之处，请大家移步下面看 @oldgoat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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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宗教史、近代思想史都是巨坑，但借这个问题澄清和介绍一些西欧近代史中的事实，希望有专业人士回答这个问题。另外，我自己也不是专业学这个的，又懒得翻书，所以答案如果有误，恳请指出。注：为了避免混淆，下文中“基督教”一词指广义上的基督教。

1. “为什么西方发展出近现代科学，而中国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是一个有误导性的问题。因为不仅中国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其他文明也没能发展出近现代科学。巴比伦人是最早认真观察星空的文明，整个西方的占星和星座理论都可以追溯至巴比伦人，但巴比伦人并没有发展出近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古埃及人有非常高的外科手术技巧，但古埃及人并没有发展出医学。阿拉伯人在中世纪非常擅长数学，同样远远不是近现代数学。古希腊人对世界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但欧几里得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在古希腊历史上也只能算是昙花一现。事实上，还有更多的文明连科学技术的边都没有摸到，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一些文明甚至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中。从结果上看，无法发展出近现代科学才是广泛和普遍现象，西欧可以发展出近现代科学是需要被研究和解释的孤例，而不是什么顺理成章的事情。

2. 基督教从中世纪到近代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举两个理论层面的例子：

在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实在论。极粗略的说，实在论认为世界的客观规律先于日常生活中的个别事物，而这套客观规律本身是全面和严谨的，上帝则位于这套规律的顶点。因此，实在论虽然不排斥理性思考，并且认为理性思考有助于理解和认识这套规则体系，但这个思维模式仍然不那么“科学”。但中世纪晚期开始流行的唯名论则持相当不同的观点，唯名论认为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的，而所谓的”共相“只是个名称而已。这种主张个别事物具有优先性的理论，与近代之后主张通过对个别事物的观察总结其中规律的经验主义思想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基督教理论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目的因向动力因的转变。极粗略的说，在中世纪的理论中，上帝是整个世界运转的最终归宿，也就是四因理论中的“目的因”。人类在这种世界观中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整个世界的存在同时也是服务于人类的。而这种理论到了近代被逐渐改头换面，成了现在大众更熟悉的“动力因”理论，即上帝是推动世界运转的动力。起初，人们还认为科学规律经常会失灵，所以上帝还需要无时无刻的维持世界的正常运转（牛顿就倾向于这种观点）。渐渐的上帝的存在感变得更低了，只要提供所谓的“第一推动力”就可以了，此后世界的运转完全可以依赖准确可靠的科学规律。而人类则从“整个世界存在的目的”这一重要身份，滑落成无法影响世界运转的渺小个体。这种神学理论的变化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在一两百年时间中慢慢发生的，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等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影响。从结果上看，我们可以观察到神学理论的显著转折和断裂，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似乎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3. 基督教的实践同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艺复兴时期，教皇都是人文主义者，天主教会不仅不反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艺术、科学，而且充满自信的相信人文、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与基督教的精神是完全相容的。我在之前一个答案中就提到过，《雅典学院》是拉斐尔画给教皇的作品，没有人觉得理性思考对天主教会存在威胁。以后世的眼光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会不是管的太严，而是放得太开。所以宗教改革的一项重要诉求就是恢复教会纯洁和虔诚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教派（比如加尔文宗）反而显得更加严苛，更敌视人文主义。作为对宗教改革的回应，天主教会本身在16世纪下半叶也开始收紧了审查标准，禁止使用复调音乐、给裸体的绘画画上遮羞物都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事情了。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基督教一以贯之的态度和实践。

但更重要的是，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会就不再垄断性的管理全欧洲基督教。相反，每一个国家内部的宗教斗争全都搅成一团乱麻，每一具体的制度和规则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做出的，要以某一项政策为例代表整个基督教会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在英国，只有宣誓效忠英国国教才能取得牛津和剑桥和学位。这一宗教政策对近代英国科学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别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4. “宗教”和“科学”二元对立的关系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人创建出来的。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也许可以概括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特定政治历史（法国史我并不熟悉，所以并不确定），但并不是对18世纪之前历史的恰当总结。在18世纪之前，科学和宗教、哲学是不分家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这一派或者那一派的基督徒。就我所知，可以比较肯定的说，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波义耳、牛顿、帕斯卡、莱布尼茨都是基督徒，霍布斯是个疑似的无神论者，布鲁诺的情况我们下文详细说。而且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对上面提到的这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造成什么困扰，相反这里有好几位（波义耳、牛顿、帕斯卡）研究神学的热情比研究科学更高。

为什么这些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会虔诚的相信和捍卫基督教呢？普遍的社会风气和历史传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不过我在下文中给出一个纯粹个人揣测的解释：我们熟悉的科学在18世纪之前，是一个解释力非常薄弱的体系。

在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前，我们先来看另一个科学史上有趣的概念“以太”。我记忆中，中学教科书关于“以太”的介绍大概是这样的：牛顿认为真空是不存在的，所以提出“以太”这种物质填充在真空的环境中。但实际上“以太”要解决的问题远远多于“真空”。在牛顿的世界中，仍然存在大量难以解释的科学问题，比如：在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力（比如重力和磁力）是如何被传递的？光是如何传播的？人的意识是如何影响人的具体行动的？对于这些问题，牛顿统统用“以太”做为解释。牛顿本人对“以太”的认识发生过变化，不过总的来说，“以太”在当时的科学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答案，作为某种机械降神的存在，用来回答各种无法被解释的科学疑难。

无法回答“在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力（比如重力和磁力）是如何被传递的？”并不会对一个中国的普通高中生造成太大的困扰，因为高中物理的内容本来就是有限的。更困难的问题大学物理课程会回答，就算大学物理课程也回答不了也不要紧，反正世界上总有某个厉害的科学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对于牛顿来说，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牛顿自己就是那个“厉害的科学家”，他必须负责给自己理论中的每一个问题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完善自己理论的所有细节，而不能让人另请高明。

“以太”能够回答的问题毕竟还是有限的，对于18世纪的人来说，关于宇宙和世界无法回答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科学取得的成就远远不足以让西欧人设想一个不存在上帝的宇宙。事实上，即使到现在，绝大多数人掌握的知识水平都无法使他给出一个足以经得起质问的，关于世界的全面图景，只不过绝大多数人相信别的聪明人可以给出妥善的回答罢了。在帕斯卡的《沉思录》中，可以看到聪明人帕斯卡认为人处于某种脆弱和渺小的状态中，而个人有限的理性又不足以回答有关宇宙和世界问题，所以帕斯卡才会使用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带有绝望和自暴自弃色彩的字眼“赌博”来回答是否信仰上帝问题。当然相比之下，波义耳和牛顿对于存在一位上帝来维护宇宙和世界更加深信不疑。

5. 相应的，在18世纪之前，也不存在“科学”、“哲学”、“数学”、“神学”、“物理”这样的区分。这些研究领域在当时是同一个研究领域，所以也是由同一拨人在进行研究，甚至“政治学”和“伦理学”里这个领域也不那么遥远。这也是为什么笛卡尔、斯宾诺莎、牛顿、莱布尼茨等人在现在同时挂着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的头衔。之前在别的答案下面，有一个高票答案说霍布斯搞数学是个民科，并且扰乱了正常的科学研究，这个说法就是不恰当的。霍布斯不仅研究数学，还认真的研究过物理学，亲自设计过真空泵，并且和波义耳、惠更斯等人旷日持久的争辩真空的问题。尽管当时的皇家学会成员们就不怎么赞同霍布斯的理论（而且霍布斯的理论大多数也确实是错误的），但并没有人觉得霍布斯没资格研究科学（尽管大家都觉得霍布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另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洛克曾经在某个场合见到过牛顿，当时牛顿已经很有名气，洛克则不那么出名。结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了基督教神学问题，以至于洛克之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还说牛顿的神学观念非常有价值，值得深思。

即使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当时的科学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和现代人相当不同。比如启蒙运动时期最著名的科学家富兰克林曾经记载，自己参加过某一个著名牧师的布道，但注意力并不在布道辞上，而是在仔细计算和思考一个人的声音在平原上到底可以传播多远，让多少人听到。这是非常典型的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思维。但另一方面，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最为焦灼的时候，富兰克林曾经在某一天会议快结束时，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最后给制宪会议提出的建议是找一位牧师，在每天会议开会前带领全体代表祷告，以克服当前的困难。

6. 在近代欧洲人的思想中，并不只有宗教和科学两样东西。在宗教和科学身边，还有一样充满魅力和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现在比较文绉绉的说法称其为“神秘主义”，不那么讲究的说，其实就是迷信。打个粗糙比方，如果我们说科学是白色，宗教是黑色，那么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并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黑白分明，甚至不是或浅或深的灰色，还有不少以现在的眼光不那么说得清道得明的墨绿、棕黄、靛蓝混杂在其中。在一般的科学史中，我们很难看到对科学家相信神秘主义的记载，因为这一部分历史乍看起来并不怎么光明，对现代读者也没有裨益。但如果详细考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黑历史”。比如托勒密的地心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在计算太阳系中各行星的运动轨迹时，其实从结果上看是等价的，但是与假设地球静止相比，假设太阳静止不动形成的数学模型显然更加简练（用当时的术语说，地心说需要引入更多的本轮）。而当时的研究数学的人包括哥白尼在内，普遍有这样一种世界观：如果某一种模型在数学上更加简练、更美，那么这种模型就是真实的。这种信念显然没什么科学依据，但在当时的数学界颇受认可，所以数学研究者比起天文学研究者反而很快地接受了日心说。又比如笛卡尔记载了他曾经做过的三个梦，这些梦境同样可以从神秘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当然，这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现在被视为科学殉道者的布鲁诺。布鲁诺之所以相信日心说，和科学的关系相当不密切，而是因为布鲁诺相信赫尔墨斯密仪中有关太阳是宇宙生命力中心的理论，简单的说就是某种太阳崇拜。布鲁诺对日心说的捍卫和宣扬大体上是建立在神秘主义的基础之上，只是恰好借用了一些科学研究成果罢了。相比之下，伽利略同样了解甚至部分认同太阳崇拜，但伽利略并没有沉湎于神秘主义，而是以更科学的态度和数学的方法仔细验证了日心说的内容，这和布鲁诺的神棍风格就相当不同了。

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给科学家抹黑，或者搞什么历史揭秘，而是要说明近代人的思想世界和现代人是相当不同的，以现代人的观念去揣度古人是很困难的事情。

7. 以上这么写了这么多，是想说明在历史上，基督教并不反科技，而且和近代科技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也想说明，近代科技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理解和研究世界思想范式大略在培根、笛卡尔、伽利略这一代人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但更广泛的说近代科学的起步和欧洲从中世纪晚期开始的爆炸性的、全方位的发展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我们所能做的可能只是追溯促发科技革命的某些零散片段。

中国的问题我一个字都还没说（当然，我也完全不懂），光解释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就已经写的这么长了。由此可见，这个问题有多复杂，试图张嘴就来三五句话的总结这么复杂的问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9. 最后推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源流译丛”，我看过其中两本《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和《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都是非常好的书。本文上述内容有部分来源这两本书，但因为本人水平有限，而且这个答案写的时候也没有找书做核对，所以不保证对这两本书的理解和总结是恰当的，如果有错误，全是我的问题。再次推荐这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