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确实一二线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好，那么中国的三四线城市甚至那些县城的未来呢？

中国看上去似乎“三四线城市”相对越来越不好了。其实，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地区之间的差距是缩小的。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人口流动还不够充分，人们心中的“平衡发展”是经济“均匀分布”，而实际上，重要的是通过人口流动来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而且，各个地方（城市）相互分工。具体的解释见下文（《大国大城》，世纪文景出品，第二章第二节）：

1. 自由移民的意义

至此，我已经说明了，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自由移民本身就是缩小区域差距，并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重要保障。

但是，城市化和地区之间的自由移民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只看特定时段的局部地区，就可能会觉得，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带来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这时，读者们一定要想想，为什么现实生活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出现了收入水平的均等化？是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本身出了问题，还是因为存在着一些制度障碍阻碍了人口流动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的作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书开篇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的故事吧。

卓玛母女穿过村庄，走进20公里之外的森林。“一般来说，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卓玛说。松茸是一种城里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甚至还远销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村，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三点出门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其一，采松茸显然是一项各顾各的零散生产。给定松茸的产出完全是天赐的，那么，很容易找到一个办法来协调各户的行动，但却使得每个家庭的收入不变，而不用那么辛苦。比如说，有一个组织来规定，每家早上出门的时间不能早于五点，或者，每家上山采松茸只能走固定的线路，再或者，让一些家庭单号上山，另一些家庭双号上山。

问题是，这样的组织和协调行动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困扰着很多研究农业经济的人，曾经就有同行问我，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应该实现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未能实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农村人太多。人多了，协调成本就上升，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生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特别是对于采松茸这样的经济活动，产量是上天决定的，而松茸的资源又是大家共有的，每家每户单独采集，结果必然是你争我夺，你四点起床，我就三点起床。

人多的问题还绝不只是增加协调成本。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与其生产特征有关系，因为农业生产有一种瓶颈资源，那就是土地，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土地的产出增长也是有极限的。在卓玛的故事里，这个有限的资源就是大山，而其产出的极限就是靠天决定的松茸产量。大家虽然都三点出门，非常辛苦，但给定总的松茸量和人口，人均收入根本不会因为大家都半夜上山而增加。在土地资源及其产出都接近极限时，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最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减少农业人口。而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卓玛一定要在家乡采松茸，而不是去城里的餐馆里烤松茸？

如果不是有各种制度（比如户籍、土地和公共服务）的制约，如果卓玛不是特别偏爱家乡的生活，那么，卓玛绝对应该进城打工，而且是到东部打工。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进城务工还可能面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当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倍多。在省之间，最富的京、津、沪三地2013年人均GDP均在100000元左右，而贵州省人均GDP仅大约为26393元，前者是后者的4倍左右。自由移民的意义在于，它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力，让人们到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

自由移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有的“卓玛”可以进城务工和定居，收入可以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乡的“卓玛”们可以继续采松茸，但采松茸的人少了，人均收获将大幅度提高。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减去零（扣除价格差异后，流动的经济和心理成本），不同地方的人口规模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发达国家的景象。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有的地方采松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企业和人就走了，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对于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效率而言，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基础上的“用脚投票”机制特别重要，这可以对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如果我只告诉读者，美国的经济和人口集聚程度远远高于中国，然后问读者，美国比中国地区间差距大还是小？我估计至少有一半的读者会回答“美国差距更大”。那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情况吧，美国和中国一样是个大国，比较有可比性。图#是美国各州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柱状图是美国各州GDP在全美占据的份额，曲线则是各州人口在全美的份额。尽管两个份额各自的地区间差距很大，但两者之间却高度一致。很简单的算术就可以告诉我们，各州人均GDP几乎是一样的，这样的结果不是很好吗？有的地方集中人口发展工业和服务业，有的地方就地广人稀，搞规模化的农场。美国农民之所以很富，恰恰因为农民数量少，这样，农场面积才可能大。

图#：2009年美国各州经济总量和人口分布

来源：傅蔚冈，《不要畏惧城市人口增加》

参见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80-70789.shtml

那么，中国呢？图#是中国各省市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和美国相比，中国各省市所占GDP份额均匀得多，同时，各省市的所占GDP和其人口份额差距甚远。中国的政府和民众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由于经济高度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所导致的。这是错的。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以来，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换句话说，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图中的曲线没有跟上柱子，也就是人口的集聚落后于经济的集聚。请读者们自己想想，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会更像美国，还是渐行渐远？我经常说，在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上，持有“中国是特殊的”这种观念是非常危险的，这往往会引向错误的经济政策。从长期来看，只要你相信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会不断提高，并且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需要发挥集聚效应，那么中国沿海省份的GDP份额还会进一步提高，柱子的地区间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与此同时，曲线的位置会与柱子越来越靠近，人口的集聚程度也将提高，这时，各省的人均GDP将趋同，而这不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过程吗？

图#：2010年中国省级经济和常住人口分布

来源：同图#。

请读者注意，人均GDP是GDP与人口之比。对于有些产业来说，有规模经济效应，其中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这时，人口的集聚反而伴随着更高的人均GDP。而对于有些产业来说，它的产出受到了某种难以增加的投入品的制约，比如农业受到土地的制约，资源型产业受到自然资源的数量制约，旅游受到景区面积的制约，这样的产业，如果要提高人均产出，就必须减少人口。一个地方适合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决定于它的比较优势，有的地方发展需要人多的产业，有的地方发展人少一些的产业，相互分工，能够共同富裕。

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当然需要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因为其人均GDP是GDP与人口之比，要提高人均GDP，可以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给其增加投入提高GDP，但是，如果欠发达地区受制于一些地理与自然的因素不适宜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更适宜于发展农业、矿产和旅游这样的产业的话，那么，要让其致富，关键的措施就是减少人口，给钱还是次要的。

不过，即使美国可以在较大的空间尺度上做到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均等化，但如果将观察的尺度缩小，在城市层面上看问题，城市之间就存在收入差距了，甚至这样的收入差距还很大。但是，城市间的收入均等化不仅要考虑名义收入，更重要的是扣除物价水平差异之后的实际收入均等化，因为只有实际收入才真正影响到人的生活水平。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更高，这就抵消了一部分的名义收入。如果以实际收入来衡量，那么，城市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就会大幅度下降。